古人论苏词，有“自东坡一出，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”的话头（元好问《新轩乐府引》）。所谓情性，包括对自然与人生的带哲理性的内在心理体验。这首《蝶恋花》，上片体验自然，感到春光易老；下片体验人生，感到多情易恼，都有入人性情、令人感慨多端的妙处。杏花褪去残红，杏子又青又小，暮春似乎给人带来酸涩滋味。幸好还有紫燕轻飞，绿水绕舍，使人在酸涩中透过气来。柳枝上的花絮被风吹得零落稀少，但在此芳草繁茂的时节，它零落飘扬到天涯，又何处没有芳草依托？词人以纤敏的神经，体察着自然界动静去留的细微消息，在春光易逝的慨叹中暗示着人生归宿的命题。既然寻找归宿，他就下意识地对着那绿水人家发呆了。一堵高墙隔开了墙里墙外两个世界，在如此短小的一首词中反复使用“墙”字，就因为墙是具有阻挡人生归宿的象征意义的意象。墙里佳人荡着秋千，笑声高扬。墙外过路的行人在干什么？没有讲，不讲之讲就是听秋千上佳人的笑声，从笑声中寻找心灵的慰藉。但连这点笑声也远去而消失了，自作多情却被无情（也许并不知情）惹下烦恼。这幕有点类似单相思的喜剧，暗示着人际心灵的隔膜感。春光匆匆归去，笑声匆匆离去，留下了人生追求归宿而无所归宿的大遗憾，这也许是词人屡受贬谪远窜而感受到的人生缺陷。据《词林纪事》卷五引《林下词谈》，苏轼贬官到惠州，悲秋伤感，让侍姬朝云唱此词，朝云泪满衣襟，说：“奴所不能歌，是‘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’也。”她大概是由此体验到追随苏轼漂泊天涯的无所归宿的悲哀了。
这是宋神宗元丰八年（1085）为“九僧”之一的惠崇写的一首题画诗。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》称惠崇“工画鹅、雁、鹭鹚，尤工小景，善为寒汀远渚，萧洒虚旷之象”。苏轼题画，似乎有一点即兴发挥、游戏笔墨的轻松感，以平常语言出入画里画外，却笔笔点中早春的神经，点醒画面精神。绿竹丛中露出三两枝鲜艳的桃花，这已经足以报告早春消息。江上鸭戏，可画；但无法画出江水逢春变暖。诗把自己的感觉“移植”给鸭儿，使它们感知时节和水温的变化。这种“感觉移植”与苏轼喜欢的《庄子·秋水篇》关于“鱼之乐”的辩论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惠子问：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庄子以反问作答：“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？”苏轼非鸭，而传达了鸭先知水暖的感觉，就以特殊的生命体验把春的喜悦传递给画面了。诗的视野又转向画面的另一角，江边蒌蒿（水草名）满地，芦笋也冒出嫩芽，它们参差有致地追随着春天的脚步。诗不仅交待了画面，而且交待了一种生命的等待。据说河豚吃蒌蒿、芦笋而肥美，于是诗的思维跳出画面，联想到这大概是河豚想溯江而上，寻找美味的时候了。诗是以“心灵的眼睛”看画的，它能够从画的线条、色彩和构图中看出生命感觉与生命期待。好的题画诗能够成为画的灵魂，这就是苏轼此诗给我们的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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